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具悲情色彩的作家之一。
1945年8月，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仍然在一个月后被几个日本宪兵暗杀在了苏门答腊丛林。这位在异国他乡用生命坚持抗战的文人，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和平之后。
他不是别人，正是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郁达夫。他是《沉沦》中呐喊“祖国你快强起来”的忧郁青年，是新加坡报刊上挥斥方遒的抗日笔杆子，也是牺牲在南洋丛林中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世人多识其文采洋溢，却少知其英雄胆识，他用生命践行了“国即余命”的誓言。正如曾经的《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所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展开剩余87%郁达夫手书：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同人同赴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的广州，由瞿秋白推荐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图中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五四新文学健将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3岁丧父，家道中落。1903年，8岁的郁达夫入私塾受启蒙教育，自幼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产生浓厚兴趣。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从此开启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其间他常因“弱国子民”的身份遭受歧视，这让他更加发奋学习，渴望为国家的强大出力。17岁的他在日记中庄严写下：“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这句少年誓言，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精神主线。
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见识了西洋文学的浪潮，他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
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却始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痛感紧密交织。
同一时期，郁达夫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白话小说集《沉沦》。《沉沦》描写了五四时期刚从几千年封建文化重压下开始觉醒而又无路可走的知识青年的忧郁苦闷心理，结尾“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的呐喊，如惊雷唤醒无数青年，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
郁达夫的前期小说侧重从内心世界出发，抒发自我的情感。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表现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他的作品充满了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浓厚的抒情色彩。这使得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1923—1924年，他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说这些作品不再纯是个人痛苦的宣泄，同时还反映了下层社会群众的疾苦，表现他对劳动群众的同情。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鲁迅评其“文气清峻，性情率真”；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正是这般赤诚，让他的文字成为刺向旧时代的匕首。
郁达夫故居前方的郁达夫雕像。
《沉沦》《故都的秋》《郁达夫全集》。
从书斋走向前线
1937年冬，郁达夫家乡富阳沦陷，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最终饿死。消息传至福州，郁达夫悲痛欲绝，当即在寓所设灵，于母亲遗像旁，奋笔手书一副对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吊唁与慰问者目睹此像此联，无不同仇敌忾。
次年，长兄郁华也因营救抗日志士在上海遭特务暗杀身亡，成为抗战中首位殉国的中国法官。至亲接连殉国，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前线。当年，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7年10月，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此后，他相继发表《文化节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在后方》等文章，引起巨大反响，激发了各界民众强烈的抗日救亡之心。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任职军委会政治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由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而成，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并担任《抗战文艺》编委。当时，《抗战文艺》成为文人抗战的“主战场”。其间，他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为前线官兵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1938年5月23日，郁达夫在《黄河南岸》里讲述了他在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长堤上有负枪行走的逻卒；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四万万五千万民族的后光”。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他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1938年7月，武汉面临日寇大军压境，郁达夫所属军委政治部等机关相继撤离。他辞去军委会政治部职务，携家眷避居湖南汉寿。71天避难期间，他于酷暑中撰写《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西方的猴子》等檄文，痛斥法西斯暴行，断言“玩火者必自焚”。
同年末，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岁朝新语》，他在文中坚定地写道：“中国绝对不会灭亡，只要军民抗战到底，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9年至1942年，郁达夫发表了400余篇政论，如《必胜的信念》剖析战局，《侵略者的剿灭文化》揭露日军文化剿杀。华侨读者致信称其文“如火炬照亮抗日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危在旦夕。郁达夫慨然就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培训抗日干部。沦陷前夕，他与胡愈之等28人流亡印尼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假借办酒厂潜伏敌后。
一次意外暴露日语能力后，他被日军胁迫担任翻译。7个月间，他暗中营救侨领、保护难友，更智救印尼共产党：当日军搜获党员名单时，他急中生智谎称是“高利贷账册”，诱使宪兵撕毁名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后来说：“没有达夫，许多侨领必遭毒手。”
然而当郁达夫终于等来了抗战的胜利，却没躲过日本战犯的暗杀，最终生命定格在了46岁。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8期 《郁达夫：“国即余命” 》
复杂多面的文化符号
郁达夫的一生只有46年，但翻开他的简历，你会发现他这一生如此丰富多彩：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搞文学启蒙；回国后当老师、办杂志、写小说、搞出版；抗战时期南下东南亚，做宣传抗日工作、办酒厂；1945年被日军杀害，至今遗骨未归。
都说一个人面对大事大非的态度，藏着他的格局。郁达夫作为旧时代一名文弱书生，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从不躲、不缩、不怕死。他的生命轨迹，从一个敏感忧郁的文学家到一位坚定的抗日战士，映射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的抉择与担当。
郁达夫是一位复杂的文化人物——他既是浪漫抒情的小说家，也是真挚热情的诗人；既有名士作风，又是革命烈士。
正如郭沫若所言：“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这种“卑以自牧”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是郁达夫最为人称道的品格之一。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华卓绝的存在，诗人般的敏感与浪漫气质贯穿其创作与人生。作为 “五四” 新文学浪潮中的中坚力量，他的思想根系深植于激进民主主义，始终以批判的姿态呼应着时代变革；然而在文学表达的探索中，19 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养分却深刻塑造了他的风格 —— 无论是对人性隐秘的挖掘，还是对忧郁、孤愤情绪的细腻描摹，都可见左拉、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痕迹。
有趣的是，这位追慕新思想的文人，始终未能彻底挣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精神羁绊。在处世姿态上，他身上深深烙印着古代士大夫的底色，尤其与阮籍、刘伶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那份对世俗规训的疏离，对“放浪形骸之外”的精神向往，既成为他对抗现实压抑的出口，也构成了其人格与创作中矛盾而独特的一笔。
然而无论经历何种艰难困苦，他始终没丢掉自己的那份“真”。
他的生命虽定格于黑暗，却点亮了无数火种。从《沉沦》中对民族命运的叩问，至就义前“国即余命”的践行——他以文人之骨、战士之魂，诠释了何谓“零余者”的热忱，何谓“以身殉道的赤子之心”。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2014年，他入选首批300名抗日英烈名录。
富春江的涛声依旧，如泣如诉，亦如战鼓催征。每年秋天，富春江畔的郁达夫中学，当学子们诵读《沉沦》的结尾：“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之时，郁达夫早已化作民族精神史诗中永不褪色的注脚。
其文骨侠肠，照见知识分子于危难中的担当；其殉国之事，警示和平之珍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郁达夫，正是对“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最好的告慰。
文 | 吴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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